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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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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顿市三郡医院H·N·塔马塞利院长亲爱的塔马塞利先生:自从一个星期以前从伯林顿回来,我对三郡医院病理科的工作考虑了很久。

    如果你们那里没有什么变化,我决定按照我们讨论的条件接受你院的聘用。

    您曾提到希望新聘的病理医师尽快就职,因我在此处已无事务滞留,在清理几件小事之后,拟于八月十五日,即一个星期以后,来院报到,想能符合您的要求。

    在和欧唐奈大夫谈话时,他曾提到医院附近有一些单身宿舍即将竣工,不知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望能告知。目前,拟烦您代为在本地旅馆订一房间,我将于八月十四日抵达。

    关于我在医院的工作,感到还有一点没有完全明确下来,希望您能于我报到之前与皮尔逊大夫研究一下。

    我认为在日常工作中,如果能够使我在病理科组织和技术方面时或需要调整的情况下,能有一定范围的独立工作权限,这对医院和对我本人将都有好处。

    这方面我自己的希望是在病理科范围内把血清学、血液学、生物化学工作交我直接负责,同时,在皮尔逊大夫认为需要时,随时协助他进行病理解剖和其他工作。

    正如上面谈的,我所以现在提出这一点,目的是希望您和皮尔逊大夫能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进行一些考虑。至于在今后工作中,我自将尽力与皮尔逊大夫全面合作,为三郡医院竭诚服务,望勿为念。

    您的真诚的戴维·柯尔门医学士八月七日于马省波士顿柯尔门把在打字机上打得干干净净的信看了一遍,放在信封里,封好。

    然后,又回到轻便打字机旁,打了一个内容相似、略短一些的信给约瑟夫·皮尔逊大夫。

    戴维·柯尔门离开他在波士顿暂时租赁了几个月的带家具的房间,拿着两封信到附近邮筒去投寄。在他考虑所写的信的内容时,自己也还是不大清楚为什么选中了三郡医院,而放弃了最近几个星期另外七个地方对他的聘用。肯定不是报酬方面的考虑。从经济方面看,这个职位排到倒数几个。三郡医院也不是出名的医院。有两个国际闻名的医疗中心也给他下了聘书,可是三郡医院在它服务范围之外是没什么人知道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怕在一个大的医疗中心里显不出他来呢?很难这么说,因为他的学历和成绩已经表明他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是埋没不了的。是不是他感到在一个小地方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自由一些呢?他的确希望做些研究工作,但是如果单为这一点,他可以选一个研究所(他有一个这样的聘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是不是因为三郡医院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挑战,于是就选择了那里呢?可能是的。三郡医院病理科肯定是有不少毛病的。上星期在那短短的两天里他已经亲眼看到了。那是三郡医院院长给他打的电话邀请他去看看那里情况的,他立即去看了。和皮尔逊大夫一起工作不会是很轻松的。在他们见面时,他感到那老头子心里不大高兴他,而院长在柯尔门的诘问下也承认皮尔逊这个人是不大好相处的。

    那么是不是就是为了这种挑战呢?这就是他选择了三郡医院的原因吗?

    是这个吗?还是别的什么和这个大相径庭的原因呢?是所谓的……自寻烦恼的苦行心理吗?是不是还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苦恼着他的心理上的阴影呢?

    戴维·柯尔门性格的各种特点中最突出的是骄傲,这是他长期以来就察觉出来,是他自己最怕,也是他自己最恨的缺点。他自己认为他从来没有能战胜骄傲;他摒弃它、摆脱它,但它总要回来,似乎很顽强,攻它不破。

    他的骄傲大部分是从他自己知道他在智慧上比旁人优越这一点产生的。

    和别人在一起时,他常常觉得自己的头脑比他们高出一大截,而通常他也确实是如此的。他的迄今为止的生活也证实他在什么地方都会崭露头角的。

    就戴维·柯尔门记忆所及,他的奖学金一向是唾手而得的。对他来说,学习就象呼吸一样简单。在小学、中学、大学、医学院,他一直名列前茅,象理所当然那样总获得最高名次。他的头脑善于吸收、善于分析、善于理解,并且骄傲。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骄傲的苦头。同学们象对一切天资聪明的人一样,对他是存有戒心的。然后,在他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别人的戒心就发展成为不喜欢他,最后成为憎恨他了。

    当时他感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在乎。有一天,他的校长把他叫到了一边。校长本人是一个聪明、能体贴人的人。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当时校长是怎么跟他说的:“我想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所以就对你直说出来吧。学校里除去我以外,你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开始他还不承认。随后,由于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终于承认了校长的话是确实的。

    于是校长对他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你自己知道,而且也没有理由说你不应该自视很高。至于将来,你可以前途无量。你有很聪明的头脑,柯尔门——我可以说,在我遇到的学生中你是最突出的。但是,我警告你:如果你要与人相处,有的时候,你得含蓄一些,要显得不象你那么精明才行。”对一个年纪那么小的、易动感情的学生讲这样的话是有些唐突的。可是这位校长并没有把他的这位学生估计低。柯尔门回去以后,消化、分析了校长的话,最后进行了自我谴责。

    从此以后,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更加努力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象是自我否定的一种苦行计划。他先从参加赛球开始。戴维·柯尔门从记事时候起就什么运动都不爱。到那时为止,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他认为参加运动项目大喊大叫有些象小傻瓜。可是现在他出现在练球场上了——冬天打橄榄球,夏天打棒球。尽管他原来看不起打球,他却变成了打球的能手了。在大学他被选拔到校队。从中学到大学,他参加了每次球赛,不打的时候就和别的同学一起大声喝采助威。

    可是他每次打球时,内心里对球赛是冷漠的,只是小心地掩盖着罢了。

    他每次喝采,心里总感到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很幼稚。他的这些感觉使他相信,自己虽然已经鄙视了骄傲这个缺点,但并没有能够把它打掉。

    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过去遇到他认为智力比较差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厌烦和没有兴趣的情绪。而现在,为了实行他的计划,对那种人主动招呼上去。结果在大学里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和和气气的圣人。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常说:“咱们去找戴维·柯尔门研究研究,他会给咱们讲清楚的。”每次找他一聊,问题就解决了。

    按正常情况,经过他这一番努力,本来应该使他对别人产生一种友善感情,长期的锻炼和与人相处的经验应该能使他对天资不如自己的人产生一种同情心,可是他自己却从不敢肯定这一点。柯尔门感到自己内心仍然对智力不高的人有一种轻视的情绪。他把这种情绪掩盖起来,以铁的纪律和演戏似的表演来和它斗争,可是,似乎,这种情绪始终摆脱不掉。

    他选择了医科,一半是因为他已故的父亲是一位农村医生,一半因为他从小一直想做个医生。但在选择专业时,他选了病理学,那是因为病理学在各专业中是最不出风头的专业。这是他同自己总克服不了的骄傲情绪作斗争的有意识的选择。

    有一阵子他认为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病理学常常是一种孤独的专业,和直接接触医院病人的那种紧张和压力是隔绝的。可是后来随着兴趣和知识都有所增长以后,他发现自己对高强度显微镜显露出来的秘密知道得比别人多,于是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又产生了轻视的情绪,虽说程度不是那么厉害,因为在医科这种行业里,他不可避免地要与许多智力和他不相上下的人接触。又过了些时候,他发现可以松口气了,把他约束自己的自我纪律稍微放松一些了。他有时还会遇见他认为是傻瓜那样的人——就是在医科里也还是有一些的。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发现和这样的人接触也不象以前那样使他不能忍耐了。在松下这口气来以后,他开始感到或许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老毛病。

    他仍然很小心谨慎。经过十五年这么长时间的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可以甩掉的。有时他感到难以判断自己的动机是纯粹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由于在这么长时间内这样刻苦锻炼、修身养性所造成的习惯性动作的结果。

    因此,他对自己选择了三郡医院也发生了这样的疑问:选择这个医院是因为他自己真正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吗?一个中等的、二线的医院,没有名声和风头可言。还是因为自己下意识地感到在这里自己的骄傲感可以受到最好的压抑呢?

    在他寄出那两封信时,他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能给予解答。

    在伯林顿医科大楼第七层,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窦恩伯格大夫诊室套间的检查室穿衣服。查尔斯·窦恩伯格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作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现在他又回到他的办公桌。伊丽莎白从半开的门缝里听他在说:“你穿好衣服来这边坐,亚历山大夫人。”伊丽莎白一边套上她的衣服,一边高高兴兴地答应:“我就来,大夫。”窦恩伯格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喜欢那些显然高兴自己怀了孕的病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想她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很称职的母亲的。她似乎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青女人,不是一般所谓的漂亮,但是她那活泼的性格给她的外貌生色不少。他看了看他原来作的记录:她今年二十三岁。当他还年青的时候,每逢他给女病人检查身体,总谨慎地要一个护士在旁陪伴。他听说,有些医生没有这样做,受到了一些神经不正常的妇女说的很难堪的话的污蔑。可是现在他也不在乎这些了。至少,这是上了年纪的一点好处。

    他冲套间屋里喊道:“我看你会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的。似乎没有什么复杂的情况。”

    “克罗森大夫也这么说。”伊丽莎白一边系着她那绿色印花布夏装的腰帝,一边走了过来,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窦恩伯格又看了看他的笔记,问道:“他是在芝加哥给你看病的大夫,对吧?”

    “是的。”

    “是他给你接的第一胎吗?”

    “是的。”伊丽莎白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纸条。“这里是他的地址,大夫。”

    “谢谢。我给他写信要你的病历。”窦恩伯格把那张纸条夹在他写的记录里。他就事论事地那么一问:“你的头一个孩子是怎么死的,亚历山大夫人?”

    “支气管炎。在她刚满月的时候。”伊丽莎白回答时也很平静。一年以前一提这话她就要哭。现在,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对那个损失带来的悲痛也就易于排遣了。但是这回她的孩子一定要活下来,这一点她是下了决心的。

    窦恩伯格问道:“那次接生正常吗?”

    “是的。”她答道。

    他又看一下他的记录。似乎是为了要把刚才那些问题引起的烦恼冲淡一些,他随便聊天似地说:“我听说你刚刚来到伯林顿。”

    “对了。”她很高兴地回答,并且说:“我丈夫在三郡医院工作。”

    “是的。皮尔逊大夫和我说过。”他一边写,一边问:“他喜欢这里的工作吗?”伊丽莎白考虑了一下。“约翰没怎么提。可是我想他是喜欢的。他在工作上是劲头很大的。”窦恩伯格用吸墨纸沾了沾他的字迹。“那很好。特别是病理科。”他抬起头笑了笑。“我们大夫在很多方面要依靠化验室的工作。”当这位产科大夫拉开他桌子上的一个抽屉时,他们的谈话停顿了一下。

    他取出一本表格来说:“提到化验室,我们得给你验一下血。”

    在他填写化验单时,伊丽莎白说:“我正想告诉你,我是Rh阴性,我丈夫是Rh阳性①。”

    ①Rh全文为Rhesus,monkey,意为恒河猴。人类血型中有Rh因子(+)及(-)两种。

    他笑了,说:“我应该记得你是一位技师的妻子。我们得检查得彻底一些。”他撕下一张化验单递给了她。“你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拿这张单子到三郡医院门诊部检查。”

    “谢谢你,大夫。”她把化验单叠好放在手提包里。

    在快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窦恩伯格犹豫了一下。他和一般大夫一样知道病人有时候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或理解得不对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费多少时间,也要把问题解释清楚。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位年青的母亲失去了她第一个孩子,肯定对第二胎十分关切。窦恩伯格认为自己有责任解除她的顾虑。

    她提到Rh因子,显然这是她担心的问题。可是对这个问题是否有真正的理解,他很怀疑。他决定用点时间来稳定她的情绪。

    “亚历山大夫人,”他说道。“我要求你在思想上弄清楚,即使你和你丈夫的Rh血型不同,也并不一定影响孩子。你清楚吗?”

    “我想是那样的,大夫。”他知道他估计对了。她的话里带着一丝疑惑的口气。

    他耐心地问:“你对Rh阳性和Rh阴性的意思知道得很确切吗?”她犹豫了一下。“嗯,可能不怎么知道,至少知道得不怎么确切。”这是他估计到的。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

    我们大家的血里都有一些因子。当你说‘因子’时,你可以说‘因子’就是‘成份’的另一种说法。“伊丽莎白点点头,说:”我懂。“她在聚精会神地听窦恩伯格要说的话。

    一时使她回想起上学时的情景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她经常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理解力强,能很快地排除其他杂念,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特殊问题上,能很快地把功课吸收进去,这使她成为班里的一个好学生。她现在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本领了。

    窦恩伯格大夫继续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血因子。根据最近计算,医学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四十九种因子。大多数人——例如你我——的血液里有十五到二十种因子。”伊丽莎白脑子一转:第一个问题。她问:“人有不同因子,原因是什么呢?”

    “多数是遗传造成的,但这一点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要记住有些因子是彼此相容的,有些是不相容的。”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当这些血的因子混合时,有些彼此相安无事,有些互相克制不能相容。所以在输血时我们总是要小心检查血型。必须准确地输给病人适当的血型的血。”伊丽莎白皱着眉,想了一想,问道:“是那互不相容的因子在造成麻烦吧?我的意思是指在生孩子的时候。”她又想起在学校里的习惯:把一点弄清楚再往下学。

    窦恩伯格答道:“偶然会造成麻烦,但多数情况下没事。让我们以你和你的丈夫为例。你说他是Rh阳性吗?”

    “对的。”

    “那就是说他的血里含有一种叫‘大D’的因子。而你是阴性,你没有‘大D’因子。”伊丽莎白慢慢地点着头。她在记住这一点:Rh阴性——没有“大D”。

    她立刻暗自编出两句词:如果你没有“大D”,你的血就是阴性的。她发觉窦恩伯格在望着她。“你说得真有意思,”她说。“我从来没有听见别人这样解释过。”

    “好,现在谈你的孩子。”他指着她腹部隆起的地方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小家伙的血是Rh阴性还是Rh阳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他有‘大D’因子没有。”伊丽莎白一下子把脑子里编的词忘掉了,带点担心的口气问:“如果他有‘大D’怎么办?那意味着他的血要和我的血发生冲突吗?”窦恩伯格平静地说:“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脸上带着笑容对她说:“现在听仔细。”她点点头,思想又集中了。刚才刹那间她的思想开小差了。

    他很耐心地讲道:“婴儿的血和母亲的血经常是分开的。但是在怀孕期间,时常有少量的婴儿血流进母亲的血液中去。你懂得这一点吗?”伊丽莎白点点头说:“懂。”

    “那好。如果母亲的血是Rh阴性,而婴儿的血碰巧是Rh阳性,有时可能意味着老朋友‘大D’渗入母亲的血液,而那是不受欢迎的,懂吗?”伊丽莎白又说了声:“懂。”他缓慢地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母亲的血里经常会产生我们叫做抗体的东西,这些抗体就和‘大D’战斗一直到把它消灭掉。”伊丽莎白疑惑地问:“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是从抗体——母体里产生与‘大D’因子发生冲突的东西——经过胎盘进入婴儿血液开始的。你明白吗?虽然母子之间并无经常的血液流通,但是抗体却可以自由地穿换。”

    “我明白。”伊丽莎白慢慢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抗体就会与婴儿的血战斗——破坏了它。”她现在脑子里完全清楚了。

    窦恩伯格很欣赏地看了看她。这是一个挺聪明的姑娘,她一点不漏地都能听进去。他放大声音说道:“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这些抗体有可能破坏婴儿的血液,或者破坏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状况我们叫胎儿有核红细胞增多症①。”

    ①胎儿有核红细胞增多症(ErythroblastosisFoetalis)发生于妊娠后期或出生后不久的胎儿红细胞大量破坏及红细胞生成组织广泛代偿性发展。病因可能为胎儿的Rh阳性红细胞或输入的Rh阳性血由于免疫反应使Rh阴性的母体产生抗——Rh凝集素,这种抗体通过胎盘所致。

    “可是你们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防止不了,但是我们能够战胜它。首先,母亲的血里如果产生了抗体,通过血液敏感试验可以测出来。这种试验你现在和妊娠后期都要作。”

    “怎么作法呢?”伊丽莎白问道。

    “你真是个爱提问题的姑娘。”产科大夫笑了。“我讲不了化验程序。你丈夫知道得比我多。”

    “还做些什么呢?我是说为婴儿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耐心地讲道:“最重要的是在婴儿出生以后立刻给他换合适的血液。”

    这种做法一般是成功的。“他故意避免提到患有核红细胞增多症的婴儿在出生时就有成为死婴的很大危险,也故意避免提到医生常常在临产几周之前就进行引产手术以争取婴儿更大成活机会。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这个讨论最好到此为止了,他决定就此总结几句话:”亚历山大夫人,我所以和你谈这些,那是因为我觉得你脑子里在担心着Rh的问题。而且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一向认为最好让病人知道全部真实情况,比她们一知半解好得多。“她听见这些话马上笑了。她估计自己确实是聪明的。不管怎样,她已经证明自己还保持着在学校时那种理解能力和记忆力。可是她又连忙提醒自己不要太得意了,这是关于她自己将要生的孩子的事,不是一场期终考试。

    窦恩伯格又讲话了。“我再把重要的几点向你提醒一下。”现在他往她那边探着身子认真地讲道:“第一点:你现在或以后都可能一个Rh阳性血的孩子也不生。那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第二点:即使你孩子的血碰巧是Rh阳性的,你也可能不发生血液敏感。第三点:即使你的孩子发生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治疗和治愈的机会也是很好的。”他面向她问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这时伊丽莎白满面笑容。她被当成个大人对待,这使她很得意。“窦恩伯格大夫,”她说,“你真好。”窦恩伯格大夫很开心地拿起他的烟斗,开始装起烟丝来,“是的,”他说,“有时我自己也那样想。”

    “约瑟夫,我能和你谈谈吗?”露西·葛兰杰正要去病理科,在底楼楼道上看见皮尔逊正在晃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在前边走着呢。

    “有什么问题吗,露西?”还是他那象患感冒似的喔噜喔噜的声音,但她听出声音里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语调。她希望她仍然是一个不招他生气的人。

    “是的,约瑟夫。我想请你给我的一个病人看看。”他正在点燃一支他那少不了的雪茄烟。在点着了这一支雪茄以后,他看着烟头说:“什么病?”

    “是我们护校的一个学员。一个叫费雯·洛布顿的姑娘,十九岁。你认识吗?”皮尔逊摇摇头。露西接着说:“这个病例有点麻烦。我怀疑可能是骨瘤,已经预约后天作活体检查。当然,切片会给你送去的,可是我想也许你愿意看看病人。”

    “好吧。她在哪儿?”

    “我已经让她住进了观察室,”露西说。“现在她在二楼。你能现在去看看吗?”皮尔逊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俩向正厅楼道上的外用电梯走去。

    露西向皮尔逊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请求。遇上这类有恶性肿瘤可能的病例,最后意见是由病理医师提出的。对肿瘤的诊断有许多因素,有些因素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病理医师来作最后平衡考虑。骨瘤的诊断更加困难,这点露西是特别清楚的。因此最好请病理医师从一开始就参加进去,那他就可以认识病人,讨论症候,听取放射科意见,这些都有助于他了解病情从而作出诊断。

    当他们走上电梯的时候,皮尔逊停了一下,闭了闭眼。他在用手摸自己的背。

    露西按了上二楼的电钮,电梯门自动关闭。她问道:“你的背疼吗?”

    “有时候。”他用力直了直腰。“也可能是趴在显微镜上时间太长了。”她很关心地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来我的诊室让我给你看看呢?”他吸了一口雪茄,咧嘴笑了,说:“告诉你吧,露西。我付不起你的诊费。”电梯门开了,他们走上二楼。在楼梯道走着的时候,她说:“给你免费治疗。我是不向同事们收钱的。”他很开心地看了她一眼。“你和神经科大夫不一样吗?”

    “不一样,”她笑道,“我听说你和他们合用一个诊室,他们还给你寄了一张帐单。”

    “对了。”她从来没看见他这么轻松过。“他们说跟我要钱也是治我疑心神经有毛病的办法。”

    “到了。”她打开一扇门,皮尔逊先走进去,她跟着进去以后,轻轻关上了门。

    这是一间有两张病床的小病房。露西和靠近门口病床上的女病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走向第二张病床。费雯正在看一本杂志,她抬起了眼睛。

    “费雯,这是皮尔逊大夫。”

    “你好,费雯。”皮尔逊拿过露西给他的病历表,心不在焉地招呼了一声。

    她很有礼貌地回答:“下午好,大夫。”费雯还不大清楚为什么要让她住观察室。她的膝盖又疼了一次,但是为了这点小毛病也不值得睡在病床上。但是她倒不在乎这个。脱离护校的生活,能看看书,休息休息也好。迈克打来过电话,他似乎很关心她住进观察室,答应尽快来看她。

    露西把隔开两张病床的帘幕拉上,皮尔逊说:“让我看看你的两个膝盖,好吗?”费雯掀开床单,把睡裙的下摆提上来。皮尔逊放下病历表,俯身作了仔细的观察。

    露西看着这位病理医师肥短的手指小心地抚摸着病人的下肢。她想:这位平常待人粗鲁的老头子动作竟然如此轻柔。在皮尔逊的手指抚摸的当儿,费雯闭了一下眼。皮尔逊抬起眼问:“这儿疼,啊?”费雯点点头。

    “我从葛兰杰大夫写的病历上看到,你在五个月以前碰伤了膝盖,”他说道。

    “是的,大夫,”费雯想把情况讲清楚。“开始我没想起来,后来我又回想一下,我碰在游泳池的池底上了。可能我跳水跳下去太深了。”皮尔逊问她,“当时疼得很厉害吗?”

    “是的。可是以后就不疼了,我没有在意,一直到现在才又想起来。”

    “好,费雯。”他对露西打了个手势,露西把床单又拉好。

    他问露西:“你有X光片子吗?”

    “就在这儿。”她拿出一个硬纸封套。“有两套片子。第一套没什么东西。我们又照了一套对比度小的片子看看肌肉,看出骨畸形来了。”费雯仔细倾听他俩的对话,觉得这些话都是在谈她,好象自己成了个重要人物似的。

    皮尔逊和露西走到窗前,病理医师把X光片对着光查看,看到第二张时,露西指了指,说:“那儿,看见吗?”他俩一起看着。

    “可能是的,”皮尔逊嘟嚷了一句,把负片交还给露西。他对X光片子的态度总是象一个专科医师插脚到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去时的态度。

    他说:“影子国里的影子,莫明其妙。放射科怎么说?”

    “拉夫·贝尔肯定了骨畸形,”露西答道。“但是他认为还不能下诊断。他同意作活检。”皮尔逊转向病床问道:“你知道什么是作活检吗,费雯?”

    “我知道一点。”费雯犹豫了一下。“可是不大清楚。”

    “你们护校还没上这一课,啊?”她摇摇头。

    皮尔逊说:“作活体检查就是葛兰杰大夫从你的膝部,就是疼的那地方,取出一小块组织来,然后交给我……研究一下。”费雯问:“您能从那块组织判定是什么病吗?”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他开始动身要走了,又迟疑了一会儿。“你常常做体育活动吗?”

    “是的,大夫。我打网球,游泳,滑雪。”她又补充说:“我也爱骑马。在奥勒冈时我常骑马的。”

    “奥勒冈,啊?”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转过身说:“好吧,费雯;目前就这样吧。”露西笑着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她整理起病历表和X光片,跟着皮尔逊出去。

    门刚一关上,费雯第一次感到脊梁骨上有点发冷,一种恐惧感向她袭来。

    当他俩走过楼道一段路以后,露西问:“你看是什么,约瑟夫?”

    “可能是骨瘤,”皮尔逊一面想着事,一面缓慢地回答。

    “恶性的?”

    “可能。”他们走到电梯旁站住了。露西说:“如果是恶性的,我得把她的腿锯掉。”皮尔逊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他显得十分苍老。“是的,”他说。“我刚刚还在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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